1949年1 月10日，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终于落下帷幕，解放军取得了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。

(资料图)

时任国民党徐州“剿总”副司令的杜聿明被活捉，第二兵团中将邱清泉被击毙。

此外，李延年、刘汝明、孙元良等率领余部往南逃，但这还是漏了一个人——李弥。

李弥当时担任第十三兵团司令，十三兵团也是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方面的部队，这支部队最终也选择投降，可军长李弥却失去踪迹。

解放军打扫整个战场，既没有发现他的尸体，也没有发现这个人的任何踪迹。

这在当时成为一个谜，后来我军才得知李弥已经成功南逃的事情。

那么，李弥是如何南逃的？据后来当事人的了解，他得到多名陌生人的帮助，还曾假扮成病人坐手推车脱险。

1948年11月30日，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，徐州已经面临解放。

杜聿明率领邱清泉的第二兵团、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匆匆逃离了他们徐州城。

他们逃亡的方向，是西南方向的永城。

永城作为河南重镇，这里有国民党驻扎的军队负责接应，但随行的李弥知道，国民党败退已是必然的事情。

毕竟，在行军的途中，来自解放军的攻击从各个方向袭来，解放军对他们穷追猛打，不曾有片刻停歇。

偏偏杜聿明总是把掩护撤退的任务交给十三兵团，这让李弥虽然不满，但却没有办法。

他在离开徐州之际，就已经下定决心不与杜聿明部队靠得太近，他私下里对第九军副军长说：

“撤离徐州中，不要与主力兵团黏在一起，兵团大目标就大，解放军追起来就容易。万一被解放军包围，主力部队出不去，我们出去，就算成功了。”

如此，在撤退途中，他有意无意地不与杜聿明联系。

杜聿明本就没什么兵可以用来与解放军作战，如今又遇到李弥这种情况，在战场上败退的速度自然更快。

当时甚至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，差点掀起火拼的情况。

这在杜聿明的回忆录《淮海战役始末》中有所记载：

“飞机担心解放军火力，飞的很高，粮食到处飘落，各部官员如饿狼般抢食，有的甚至发生械斗残杀···”

这种情况，国民党军如何不败？

到了1月份，国民党军队逐渐被解放军蚕食，败北已成定局。

而李弥所在第十三兵团也被杜聿明“抛弃”，遭到解放军的包围。

十三兵团仅剩战力是第九军，而九军三师则是主力部队。

1月9日凌晨，李弥一脸颓废地来到三师指挥部，找到了三师师长、国军少将周藩，对周藩说：

“昨天傍晚，东边已经垮了，杜老总要我去商量下一步，我想不到办法。我想被共军打死不划算，所以来找你，帮助想个办法。”

周藩觉得莫名，李弥的脸色已是败家之军，可要他一个师长想办法是为何，他想不清楚。

直到副司令赵季平的到来，周藩才知道了李弥的意思。

赵季平：

“司令的意思，是想办法逃出这个地方···”

赵季平的话，总算让周藩明白了李弥到来的目的：

向解放军投降，利用双方交涉之际伺机混出去。

当时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是出了名的，许多没有官职的俘虏，解放军不仅不会出现打杀的情况，相反还会给予回家的路费。

赵季平看周藩沉默，还以为周藩不理解，于是又说：

“部下保护长官，是义不容辞的、责无旁贷的事。”

周藩被他这么一说，一再坚持的底线似乎在此刻土崩瓦解。

其实，按照后来周藩的回忆，他当时想的更多的是如果不投降，部下的伤亡会更大，长官救不了，自己也活不成。

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周藩才会选择投降，毕竟解放军也是“自己人”，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依旧反抗，那不是英勇，而是愚蠢。

想到这，周藩于是同意了赵季平要求投降的事情，他写好一张要求投降的信，上交给李弥看。

李弥看了看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就口头上应付着同意。

之后，周藩就派谍报队长郭乐山传给解放军。

到了中午时分，从解放军方面传来已经投降的国民党166师师长肖超伍的劝降信，周藩看到后呈给了李弥，之后对送信人说：

“我已经送去要求投降的信，正在等待回信，你先回去等消息。”

在李弥焦急的等待中，郭乐山回来了，带来了解放军的一张条子：

解放军要你部立即投降，主管出来报道，部队放下武器···

李弥看到这，知道有谱了，不过他装模作样，忽略了那句“主官出来报道”。

对于这，周藩自然心知肚明，他深谙国民党内的各种手段，知道自己只有出去投降，顶替李弥这位兵团长这条路。

下午三时，李弥让人找来一些士兵用的棉衣、布鞋，并强调“要有血迹在上面”，周藩一看知道李弥这是要伪装潜逃了。

他虽然对李弥的做法看不惯，可看在曾经上下级的关系，他还是在离开前向李弥告别。

临别之际，李弥似乎做贼心虚，他担心周藩会向解放军揭穿他化装逃跑的事情，毕竟如果能帮助活捉一位兵团长，这个功劳可不小。

于是李弥哀求周藩不要暴露，甚至还差点下跪，丝毫没有了他当年的英勇。

周藩嘴上称是，之后就带着自己的副将军官，走出去向解放军举手投降。

而李弥则趁着这个机会，带着3个贴身随从逃了出去。

李弥跟着国民党兵举着双手走向解放军，负责俘虏他的是一位解放军士兵，他见李弥好像身上带着伤，脸上又贴着一块膏药看不清真正的脸。

在讯问中，李弥说自己是三等书记员，解放军战士没有看出什么不对劲，于是就按照当时的条例，释放了李弥。

李弥获释后，企图一路南逃，可当时解放军封锁了通往南京方向的水、陆交通，南逃没了路。

于是李弥就打算东进，先到青岛再想办法南下。

当天晚上，他听说了李弥被击毙的消息，知道这是一个机会，于是冒险打算从徐州乘火车去青岛，可当时火车并不通，火车刚到潍县附近，就停了下来。

当时胶县大沽河以东是国民党控制范围，而以西则是我军控制，李弥要想突破这道防线可谓艰难。

没办法，他想起当年在潍县这里还有一位“友人”，于是就想到了去找这位友人帮忙。

李弥找的这位“友人”，叫李慧之，这也是李弥逃难中最关键的人物。

李慧之在解放前是潍县有名的富豪，他家中有屋有田，又在当地做着大买卖。

李弥在1946年后曾担任过潍县驻军军长，与李慧之多有交集。

李慧之需要政治方面的助力，而李弥则需要经费，于是两人一拍即合。

他们还以李慧之亲家裴昌会也是国民党将领为由，再加上两人同是李姓，于是拜为“一家人”。

在那段时间，两人一起玩乐，经常“互诉衷肠”，一时把彼此认为知己。

如果可以，李弥当然不会选择去相信这种酒肉关系，可他当时已经没有别的路。

于是，在1949年1月28日夜，李弥戴着头撸帽，穿着灰棉袍，慌慌张张地来到潍县李慧之的家门口。

他趁着夜色无人，敲响了李慧之的门。

此时的李慧之在梦中，开门的是李慧之的妻子王氏。

王氏对李弥也有印象，因此当李弥摘下帽子时她一脸惊讶，毕竟当时坊间都在传李弥已经被击毙。

李弥见王氏也是二话不说直接跪了下去，祈求王氏帮忙。

王氏一时间也是忐忑，于是她把李弥领进门后四周看了看，才把门关上。

她领着李弥一路来到李慧之的卧室，叫醒了李慧之。

李慧之见到这位不速之客也是大惊失色，他担心被李弥拖累，毕竟曾经在潍县作恶，如今潍县已经解放，万一被人知道他窝藏国民党高级军官李弥，只怕他要掉脑袋。

李弥也知道李慧之的想法，不过他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把自己一路来如何逃难的经过告知李慧之，并许诺李慧之：

“只要我能逃出去，将来在国民党内当官，一定会报答你。”

当时国民党尚未完全溃逃，而像李慧之这样的地主阶级对我军也心存怨恨，见李弥如此许诺，也知道自己或许可以帮一帮，于是他说：

“李将军不用紧张，先吃点早点我们再做打算。”

李弥见李慧之答应下来，一路走来的忐忑心里减少大半。

吃罢饭，他就在李慧之的带领下来到厢房，这里还有一位家中房屋被烧来到李家暂住的老中医杜巍九。

杜巍九以为自己的房屋被烧与解放军脱不了关系，因此他对我军也有着很深的怨恨，因此取得李慧之的信任。

对杜巍九，李弥同样一阵许诺，他本就是“笑面虎”，话术也是了得，很快杜巍九就被李弥画的饼打动。

在李慧之的指示下，杜巍九出外，招来了聚源钱庄经理于省初和伪自卫队队副韩宝德。

这几人都是李慧之的心腹，当年也曾与李弥有过照面，可对李弥，他们无疑还是算陌生人。

李弥对他们也是一阵许诺，称自己有朝一日一定报答。

他们在一起思索如何把李弥送出潍县，送往青岛。

可当时普通人已经不允许轻易穿过边线，也没有理由穿过边线，毕竟万一被误会成奸细，那招待他的是数以万计的火力。

他们冥思苦想，可始终没想出个办法。

就在这时，李慧之的妻子王氏端着茶水走了进来，李慧之见到王氏，眼前一亮，他叫道：

“有办法了！”

之后，他向众人说起自己的妻子王氏有一个侄子叫王桂合，是高密县人，他现在在潍县唱戏，戏子的身份穿过“边境”不会惹人怀疑，而且这个侄子还有一个堂兄是乡长，可以弄来路条。

如此，李弥觉得自己逃难的机会越来越大，于是一阵拜谢，之后就由王氏去找这个王桂合。

很快，王桂合就了解到自己要做的事情：

“务必保障安全的情况下，把这位先生送到青岛。”

王桂合自然一下子知道这个人不简单，但他没有多问，只是简单见了一面，之后就去准备。

李慧之找到王桂合，又对他一阵叮嘱，之后给李弥践行。

他们有钱的拿钱，有粮的拿粮，一时间似乎患难见到了真情。

李弥对此十分感动，他一再称谢，说自己一定会报答大家的救命之恩。

按照李慧之事先的安排，李弥乔装成戏团的人，并嫁妆得了病，要坐在独轮车上被带着。

王桂合一路推着他出了潍县，之后来到王桂合老家高密县西注沟村。

他把李弥安排在家中，之后就去找了堂兄，担任乡长的王克秋，他对王克秋说：

“我有一位戏团的朋友，要跟我一起去青岛，现在腿脚不便走不动，你傍晚弄来两辆小推车，开个路条。事成之后，人家答应给我5个小元宝，分你一个。”

按照当时的计算，1个小元宝就是一两黄金，这样大方出手，王克秋一下子意识到此人不对劲，可他知道可以得到1个元宝，又是自己的堂弟找来的，于是就不去追问是谁，答应了下来。

很快，他就找来了小推车，又办理了路条，之后带着这些来到王桂合家中。

王桂合本来没打算让王克秋与李弥见面，可王克秋直接找来打乱了他的安排，无奈之下只好让两人见面。

王克秋并不认识李弥，加上当时李弥可以低着头脸上又贴着膏药，很难被认出来。

他对王克秋同样许诺日后报答，但没有说自己回到国民党。

王克秋从谈话中就意识到此人不简单，可此时他已经上了贼船，他没有选择向组织汇报，而是依旧为了那个小元宝装糊涂。

就这样，在隔天夜间，王克秋找的推车来到王桂合门口，王克秋与王桂合把李弥搬上车，假装李弥得了重病，让推车的人并不怀疑。

他们就这样上了路。

他们一路走了两天两夜，终于来到了大沽河西边，河对岸就是国民党控制区了。

李弥此时心情有些激动，毕竟即将逃出生天，可眼前还有两个关卡要过。

第一个关卡，是民兵控制的，王桂合拿出弄来的路条，很快就过去。

但第二个关卡，则是解放军设的，要严厉许多，王桂合也没什么底。

他经常往来不假，可毕竟是非常时期，解放军的盘查肯定不会像以往那样简单。

王桂合拿出所有证件做好准备，又在心中提前想着解放军可能的问话。

对于王桂合几人，解放军并没有过多怀疑，但看到车上的李弥，解放军盘问到：

“这人不像是庄稼人。”

李弥听到这话心中一惊，他此时低着头，解放军并没有看到他的神色，可此时的李弥已经惊出一身冷汗。

王桂合强装镇定，上前回答：

“以前是庄稼汉，现在老了重活不能干，有时就赶集做小买卖。”

解放军仍然觉得可疑，他又问：

“为什么去青岛看病？”

王桂合回答：

“家里的医生技术太差，药物也不齐全，再说我们在青岛有亲戚，方便照顾。”

解放军仍旧不放心，可找不到破绽，也就选择放行，让李弥一行人过了河。

此刻终于过了河，李弥找到国民党士兵，第一时间就说了自己的身份，士兵非常惊讶，李弥居然在这里。

他找来自己的上级，李弥见到上级，说：

“我是李弥，你立刻给青岛最高长官打电话，就说我在这里，要他派车来接我！”

上级忙道：

“是！李将军！”

此时，王桂合等人也知道自己护送的人是国民党大官。

很快，李弥就被专车送到了青岛，李弥很感激王桂合等人，安排他们住进了自己以前的府邸，并给了他们一人一个小元宝。

至此，李弥成功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中逃出生天。

回顾李弥这一路逃难，可谓惊心动魄，在这些环节中，但凡有一个环节出了差错，李弥都无法逃出生天。

只可惜，这些“陌生人”对李弥许诺的那些报答都很是心动，这也导致他们尽管意识到李弥身份不简单，却并没有向解放军举报。

后来，国民党军一路败退，李弥又因为家底已经打光，在国民党内不受待见。

至于那些帮助他逃难的人，早就被抛之脑后，毕竟李弥自己都过得不好。

这些人后来被查了出来，受到人民审判，得到应有的惩罚。

1973年12月，李弥这位败军之将病死于台北。